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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搭乘捷運遊台北】台灣郵政系統的重鎮：台北郵局
如同三井倉庫，撫台街洋樓同樣也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商用建築。要談到洋樓落成的緣由，首先得以一家日本的建商作為故事的開頭。1900 年，建築技師高石忠慥（1850-1922）在台灣成立了負責承包工程、銷售建材等業務的土木營造公司──高石組。
此時，由於總督府正好開始推動都市計畫，高石組的業績可說是蒸蒸日上。1908 年，意氣風發的高石組更是一舉拿下總督府所發包的「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工程。
高石組曾經參與「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的營造工程。
隨著事業越做越大，高石忠慥也開始計畫在城中地區正式設立公司的營運據點。最後，高石氏選定了今天的延平南路一帶，作為高石組的辦公所在地。1910 年，以石材與木料混搭的高石組洋樓宣告完工。由於洋樓位於撫台街上，因此又有「撫台街洋樓」之稱。
位於延平南路上的撫台街洋樓外觀。
到了日治時代，總督府先是推行「市區改正」計畫，將今天的忠孝西路、中華路、武昌街、博愛路一帶更名為「撫臺街」；其後，又將「撫臺街」改制為「大和町」。是故，時人也將高石組的洋樓稱為「大和町洋樓」。
1940 年代前後，隨著日本政府將大量的資源投注於中國戰場，高石組所能承包的營建案子也越來越少。最後，高石組決定結束台灣的業務，將洋樓賣給了從事酒類貿易的佐土原商事。
1945 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接收台灣。此時的撫台街洋樓，則成為台籍知識份子宋斐如（1903-1947）所創辦的《人民導報》報社本部。
宋斐如（右）及妻子區嚴華的合照。兩人後來都死於「二二八事件」。（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二戰結束不久，國府便與共產黨發生了內戰。由於宋斐如曾擔任中蘇友好協會幹事，加以《導報》總編輯蘇新（1907-1981，「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實為共產黨員，1946 年，以《導報》刊登了一則討論國共和談的文章作為導火線，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先是要求宋斐如辭去報社社長一職，隨後更以「煽動暴動」等罪名查封報社。
撫台街洋樓的產權，就這樣為行政長官公署所接管。其後，洋樓甚至曾經成為警備總部的辦公室及軍眷宿舍。
20 世紀末，伴隨著政治解嚴、警總改制等事件，原本住在撫台街洋樓的軍眷也開始逐漸搬離，而人去樓空的洋樓建築，則變成半荒廢的閒置狀態。即便台北市政府於 1997 年將洋樓認定為市定古蹟，卻仍是並未投入經費、人力加以維護。
2000 年，撫台街洋樓附近的木造房屋發生火災，火勢更延燒到洋樓，造成洋樓結構部分毀損。
以此為契機，台北市文化局開始積極要求有關單位編列預算予以修復，更邀請文資團體進駐、管理洋樓。自 2014 年以後，撫台街洋樓便成為文資團體保存在地文化的重要據點之一。
從撫台街洋樓的騎樓，可清楚看出洋樓的一樓為石造，二樓則為木造結構。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城中」地區所留下的古蹟，大多是日治時期的官署建築，像撫台街洋樓這樣保存至今的民間建物，可謂相當少見。
此外，當初興建洋樓的石材，除了部分來自唭哩岸之外，據說也有從拆毀的台北城牆中加以挪用（附註）。大家下次若有機會來到北門，也別忘了來看看這棟繼承清領、日治、民國三代歷史記憶的撫台街洋樓吧！
每座古蹟，都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故事
在這篇文章，筆者以捷運北門站為起點，簡單帶各位讀者朋友瀏覽了北門、鐵道部、三井倉庫、台北郵局及撫台街洋樓五處古蹟的歷史軌跡。無論是建於清領還是日治時期，也無論是否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這些歷經風霜的古蹟背後，其實都有一段屬於它們自己的動人故事。
身為接受歷史學訓練的文字工作者，筆者越是努力挖掘這些古蹟的過去，越是覺得自己有責任將這些故事傳遞給更多朋友知道。唯有了解我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我們才會發自內心地去珍惜它所留下來的歷史記憶。
時間固然不斷前進，但歷史絕非毫無用處的陳舊之物。如何在城市發展與維護古蹟之間取得平衡，相信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深愛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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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這種將舊建材挪用至新建物的現象，在日本的戰國時期其實相當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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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寫自筆者的臉書專頁「時空偵探團的穿越傳送門」，同時刊登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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