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偵探的歷史行腳

第五本：《國史大綱》（錢穆著/商務印書館）

這本是我在大學時期少數從頭到尾認真讀過多次的教科書。

第一次接觸這本書，是在本系的大一必修「中國史一」時。那時，此書被指定為兩本教科書的其中之一（註1）。到了大二的「中國史三」，此書仍是規定讀物。直到大四應考碩士班前夕，我又再次從頭讀過此書一遍。初次翻閱此書，除了現在的出版品極少見的小字夾注之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錢先生寫於引言之前的一段文字莫屬：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平心而論，錢先生此書用非常簡潔的文字篇幅，勾勒出一幅中國歷史的大致概要，且行文屢見其深刻的個人關懷，實為此書優點；不過，這是本完成於對日抗戰時期的著作，此書不僅明顯可見作者的價值觀好惡（如對元、清等非漢政權極不友善）、自宋代以下描述過於簡略之外，其不少觀點就今日來看已屬過時，算是此書瑕玷。即便如此，光是提出「對歷史應有溫情與敬意」的想法，我認為就足以將此列為影響我甚鉅的書籍之一。

進入本系就讀之後，有些問題一直縈繞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歷史是否能夠求真、客觀」的問題。對我來說，這實是影響我日後該如何看待歷史學的核心問題。如果歷史學能做到客觀、求真，那錢先生所謂的「溫情與敬意」恰恰會對此造成妨礙。而在許多後現代著作的批判抨擊之下，「歷史學能夠追求真實」、「歷史學能做到完全客觀」等說法顯然已經搖搖欲墜；但若歷史學不夠客觀、無法求真，那正如許多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學的批評一樣，歷史學者將無異於小說家，同樣是在進行「創作」而非「還原真相」。

在被此問題困擾多年之後，我找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歷史學確實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與求真。也因此，習史的我們無論撰寫任何東西，都不是在講述一個『真相』，而是在講述『我們自己的說法』。因此，這個說法可以擁有作者自己的想法意見，唯其應該有所憑據、建立於歷史資料之上。」

在理清了這條思路之後，無論是「對歷史應有溫情與敬意」，還是「思考事情應懷抱著同情的理解」，都成為可以接受，且不與我所相信的歷史學核心價值相悖的說法。而當你懷抱著這兩種想法的時候，看待事物經常能去設想「為何某人選擇這樣做」而非「某人怎麼會蠢到這樣做」，如此，反而能相對理性，不受特定的思想或言論所煽惑。

能進行複雜的思考，正是人類得以宣稱自己優於其他生物的行為模式。既然如此，比起一味接收自己想聽的資訊，有時也應該離開「舒適圈」、去接觸對面的意見，然後細思對方為何會如此思考、說法是否有道理，從而做出修正或維持等判斷，這才是一個理智的人所應該有的行為。

除了對抗，有時對話也是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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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另一本是許倬雲的《萬古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