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偵探的歷史行腳

►前情提要：侏儸紀公園的高壓電網：古人如何防範皇帝擅權？（上）

如果今天要大家用幾個簡單的名詞描述你對宋代的認知，你會說出哪些名詞呢？若是大家不加思索地便說出中央集權、重文輕武、強幹弱枝這些詞彙，筆者要在此為你拍拍手，因為這表示你在上高中歷史的時候有在認真聽課。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因為這三個名詞都是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歷史科〉所提示的教學重點。¹由於筆者已經撰有專文討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的問題，此處就不再多加論述，只是希望呼籲大家在使用「重文輕武」一詞之前，能再次反思自己是否真的了解這個名詞的定義與其前因後果。²

姑且不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宋代的文臣確實活躍於以往被認為是武臣專長的軍政領域。具體事例之一，就是文臣可以透過某些約定俗成的潛規則，成為率領千軍萬馬的軍事統帥。

對於大家而言，最有名的宋代統兵文臣，大概是以「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歌謠聞名的韓琦（1008-1075）與范仲淹（989-1052）。接下來，筆者將從宋代文臣統率軍隊的現象作為切入點，觀察當時的文臣是如何詮釋皇家的「祖制」，試圖以此影響皇帝的施政以及後人的歷史認知。

 以〈岳陽樓記〉一文為現代學子所熟知的范仲淹，是宋仁宗朝著名的統兵文臣，更是當時以軍功「出將入相」的代表人物。

鍛冶家法：宛如鐵匠煉鐵的詮釋功力

元豐八年（1085）十一月，年僅九歲的宋哲宗趙煦（1077-1100，1085-1100 在位）已在位半年左右，國政則由同情舊黨的太皇太后高氏（1032-1093，哲宗祖母）主持。此時，宋廷發布了以武臣劉昌祚擔任渭州知州的任命。

按照以往慣例，由於渭州是涇原路的首府（渭州之於涇原路，就有如今天的板橋之於新北市一般），一旦擔任渭州知州，就會身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都總管等職務，成為涇原路的最高戰區統帥（當時稱為「帥臣」）。得知此事的文臣劉摯（1030-1097）深覺不妥，便立即上奏反對朝廷以武臣擔任一路大帥。

北宋西北各路形勢圖。

劉摯認為劉昌祚因為曾經立有小功，被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哲宗之父）任命為鄜延路的戰區統帥，而當時的輿論對此任命早就不予支持。等到神宗去世之後，劉昌祚便被拔除統帥之位、調回中央任職，而時人對此表示相當認同；想不到現在朝廷又讓他擔任涇原路統帥，致使大臣對此議論紛紛。

劉摯指出，按照本朝祖宗所訂下的家法，朝廷不應該以武臣擔任一路的戰區統帥，而是應該任命文臣出任帥臣，藉此制衡武臣；至於武臣，則應該以偏將身分統率軍隊、將官，並要接受文人帥臣的領導才行。接著，劉摯宣稱宋代之所以能立國一百二十餘年承平無事，都是因為朝廷善於統御邊臣的緣故。由於這套管束邊臣的規範實在是運作得太好了，所以後代子孫不斷延用，並未加以改變。

講完了宋代的慣例之後，劉摯接著又給皇帝上了一節唐史課：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先天、開元年間，薛訥（649-720）、郭元振（656-713）、張嘉正等人都曾經以擔任節度使的功勞晉升為宰相。³

以成語「口蜜腹劍」一詞知名的權相李林甫（683-753）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便想杜絕儒臣以軍功拜相的可能，遂對玄宗進言：「以皇上的雄才大略，我大唐的國富兵強，為什麼還無法消滅夷狄？原因即在於朝廷任命文臣擔任軍隊統帥！這些文臣貪生怕死，不敢身先士卒，不如改用胡將擔任統帥。胡人本來就熟悉軍旅之事，若皇上加以重用，他們絕對會替我大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玄宗聽信李林甫的建議，開始重用安思順（？-756）、安祿山（703-757）、高仙芝（？-755）等胡人將領。李林甫認為無論這些胡將有多大的功勞，也不可能入朝擔任宰相。然而，重用蕃將的結果，卻是造成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局面，唐室也因此一蹶不振，終至覆滅。

許多宋人的奏議中，都認為唐玄宗聽信李林甫的讒言重用蕃將，是造成武人擅權、唐室覆滅的關鍵事件。

論述完唐代因為重用蕃將所導致的血淚教訓之後，劉摯回過頭來再次重申「不任武人為大帥」不僅是祖宗傳承下來的家法，而且具有深遠的意涵，並非某些目光短淺的臣僚所能了解。接著，劉摯轉而批評劉昌祚並非難得的優秀人才；就算昌祚真有什麼了不起的才能，如果任用他擔任帥臣，就會破壞祖宗傳下來的規矩。

最後，劉摯試圖呼籲以高太皇太后為首的執政者，應該從文臣當中挑選具有將帥之才的人選，使其擔任邊區統帥，以維持祖制家法之不墜。倘若此時堅持以劉昌祚擔任帥臣，萬一日後有人依循此例任命武人擔任帥臣，則唐代藩鎮割據的殷鑑不遠，怎麼可以不防範於未然呢？  

筆者認為，劉摯的奏議可以簡單總結為以下四點。首先，劉摯指出有鑑於中唐以後藩鎮林立的情形，當時有批文臣非常反對以武臣擔任邊區統帥。就算武臣再有能力，在這些大臣的眼中，讓武臣主持軍隊是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應該盡量予以避免。第二，劉摯宣稱不以武將擔任軍隊統帥的做法，是祖宗傳承下來的規矩。由於這套辦法運作良好，加之「用意深遠」，後代子孫應該謹守祖宗法度，不應擅自加以改動。

第三，劉摯為了證明以儒臣擔任軍隊統帥是可行的做法，便上溯歷史，宣稱唐代常有「出將入相」的案例，而李林甫卻為了自己的私心，使得軍務逐漸成為蕃將、武人壟斷的業務。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劉摯明言假如今日一旦以武將擔任帥臣，他日將會成為後人可以依循的前例。是故，劉摯堅決反對朝廷助長指派武臣出任戰區統帥的風氣。

在分析完劉摯的奏議之後，各位覺得他的論點有沒有道理？還是有什麼可以再討論的地方？就筆者看來，劉摯的意見有四個地方值得深入討論。第一，既然劉摯認為「不任武人為大帥」這條祖制運作得很好，「久而不可以改」，為什麼宋神宗還要以劉昌祚擔任鄜延路的戰區統帥呢？這豈不是在批評宋神宗不遵守祖制嗎？還是說其實皇帝本來就可以自行選擇是否要遵守某些祖制？

第二，既然身為哲宗生父的宋神宗也可算是祖宗之一，依循神宗朝的前例不也是種遵守祖制嗎？第三，劉摯擔心一旦任命武臣擔任部隊統帥，將會形成後世可以援引的前例。換句話說，「祖宗之法」並非已經定型的死板規定，而是可能因應時勢有所調整變化。若是如此，那又何來祖制「不可以改」的說法呢？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宋代真的有「不任武人為大帥」的祖宗之法嗎？

關於可否效法神宗一事，宋哲宗與輔政的舊黨大臣意見相左。等到哲宗親政之後，便改年號為「紹聖」，象徵「紹述先聖」（繼承神宗事業），並開始重用新黨臣僚、恢復神宗朝的新政，造成「新舊黨爭」進一步地激化。

「參用儒將」的呼籲

讓我們先把時間拉回這起人事爭議的九十年前。至道三年（997），文臣孫何（961-1004）上奏建議剛登基即位的宋真宗趙恆（968-1022，997-1022在位）在邊帥人選的選擇上應該任命數位儒將，使其參與邊務。

文章開頭，孫何先向真宗說明春秋時代的選將標準，著重於其人是否知書達禮。就算再怎麼勇敢善戰，若只憑藉血氣方剛的匹夫之勇，並不能算是理想的統帥。是故，歷代將帥多由精通文事的儒者擔任。然而，這個現象卻在五代時期發生了變化。

如前所述，自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最後消滅唐室、建立新局面的，正是以朱溫（852-912，907-912 在位）為首的五代軍人政權。孫何認為此時的文臣不再重視武事，武臣則粗魯無文，雙方都看彼此不順眼。更糟的是，文、武臣勾心鬥角、不斷內耗的結果，造成北方遼國、西北夏人二敵的坐大，甚至成為北宋的主要外患。

以軍閥身分消滅唐朝的後梁太祖朱溫。

面對遼、夏兩國的步步進逼，宋廷要如何才能解決當下的國防困境呢？孫何試著給真宗開了一帖藥方：學習五代以前的選將標準，任用文臣出任軍隊統帥。另外，孫何還建議真宗應該給予文人統帥充分的經濟支援，而且不能讓武臣、宦官干涉文臣的權限。

若是真能做到如此程度，孫何大膽預言宋廷可在三年之內收復前代失陷於遼、夏兩國的土地；而與當前接連派遣武臣、宦官指揮戰爭卻成效不彰的現狀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若是任用文臣擔任軍隊的指揮官，那麼該如何處理原本把持了這些職位的武臣呢？孫何認為，由於文、武官員擔任每個職位都有任期的規定，朝廷可以等這些武臣任期屆滿之際，將武臣調往距朝廷較近的地區（實則就近看管），並伺機安插儒將接任這些職位。最後，孫何提醒真宗兼用文武之臣是宋代以前就有的做法，並非宋代的獨創發明，希望藉此合理化參用儒將的提議。

帶各位讀完了孫何的主要訴求之後，現在我想請問大家：你從孫何的文字之中讀到了哪些重點？在分析我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小問題：如果你看到某地立著「禁止亂丟垃圾」的告示牌，你會覺得當地人真是愛護地球，還是顯示了當地亂丟垃圾的情形其實十分嚴重？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看到古人建議皇帝應該或不該怎麼做時，我們經常應該逆向思考看看。以孫何的奏議為例，筆者認為這篇文章其實揭示了兩個重點：第一，孫何建議真宗參用儒將，「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實則反映了當時極少以文臣出任軍隊統帥，而且軍政經常被武臣、宦官所把持的事實。

第二，孫何既然提到「文武參用」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史事，並非宋代的獨創，為什麼到了九十年後，劉摯便宣稱「不任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的祖宗家法呢？在這中間的九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筆者認為，宋代文臣對於皇家「祖制」的詮釋，就像鐵匠在鍛冶鐵板一樣。至於為什麼會如此形容，且看下回分解。

 ►繼續閱讀：「白紙黑字」的陷阱：文官對皇家「祖制」的政治詮釋如何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下）

──

註釋

1. 這份發布於103年2月的課綱可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官網查得全文（檢索日期：2016年2月7日）。附帶一提，這個網站也收錄了100年5月所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且中央集權等三名詞仍是宋史課程的教學重點，顯示這個說法其實已經行之有年。

2. 宋彥陞，〈關於宋代「重文輕武說」的幾點反思〉，《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3，臺北），頁341-368。

3. 值得注意的是，劉摯此處列舉的人物未必都符合飽讀詩書、文質彬彬的儒臣形象，很可能只是想藉此說明當時有些文臣能藉由軍功晉升宰相。例如，薛訥雖是以文官身分（城門郎）展開仕宦生涯，卻並非以文事見長，反而因為出身將門（其父為薛仁貴）而長期擔任前線統帥，一生事功與軍務密不可分。郭元振雖是進士出身，其人「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甚至幹起人口販子的勾當，「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蕭嵩似是以文臣身分入仕，卻落得「寡學術」的名聲。杜暹為明經出身，史書稱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李適之是宗室成員（其父為唐太宗長子李承乾），且是以武職（左衛郎將）身分踏入官場。上述資料，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97，〈郭元振傳〉，頁3042；卷99，〈蕭嵩傳〉，頁3094；卷98，〈杜暹傳〉，頁3075、3077；卷99，〈李適之傳〉，頁310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111，〈薛訥傳〉，頁4143-4144。

4. ［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校本），卷65，〈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頁724-725。劉摯並非唯一反對以武人出任邊區統帥的文臣。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任伯雨也進呈了一則內容極為相似的奏議，見《宋朝諸臣奏議》，卷65，〈上徽宗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頁727-728。

5. 《宋朝諸臣奏議》，卷64，〈上真宗乞參用儒將〉，頁710-711。孫何進呈這則奏議的兩年之後，文臣趙安仁也上書真宗，呼籲以「儒學之將」取代「一夫之勇者」（實指武臣），見《宋朝諸臣奏議》，卷130，〈上真宗答詔論邊事〉，頁1434-1435。

 ──

本文改寫自筆者臉書專頁「時空偵探的歷史行腳」，同時刊登於「關鍵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