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偵探事件簿】「白紙黑字」的陷阱：文官對皇家「祖制」的政治詮釋如何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下） @ 時空偵探的歷史行腳

►前情提要：「白紙黑字」的陷阱：文官對皇家「祖制」的政治詮釋如何影響我們的歷史認知（上）

「家法」背後的真相

根據筆者的研究，宋代之所以會在仁宗朝以後經常出現文臣擔任軍隊統帥的情形，主要是因為當時發生了兩起關鍵的歷史事件：第一，仁宗朝成立的「經略安撫使」制度最初是由文臣擔任此職務，從制度上開啟了文臣可以統兵的前例；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范仲淹、龐籍（988-1063）等人拒絕服從宋代文臣若須長期統兵，必須放棄文臣身分、換為武官的傳統，並且獲得了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的同意。⁶

誠如劉摯所言，皇帝一時的決定很可能會成為後世援引、服從的典範，具有相當程度的約束力。然而，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兩個事件，便認同劉摯所說「不任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的祖制呢？先讓我們看一段宋神宗與宰輔大臣討論邊區人事安排的對話：

　令差（王）韶及（高）遵裕，（吳）充問：「孰為長？」（王）安石曰：「王韶文官。」上(即宋神宗)曰：「當以文官為長。」⁷

在此之前，宋神宗正聽從王安石（1021-1086）的建議，大力支持基層文臣出身的王韶（1030-1081）進取河湟地區（今甘肅、青海一帶）的主張。由於王韶的頂頭上司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大多不願意積極配合，王安石便向神宗建議在秦鳳路另外成立一個專責單位「洮河安撫司」。此段對話的時空背景，便是在討論洮河安撫司的主官該由誰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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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西北前線形勢圖，熙河路即為河湟地區升格之後所成立的新行政區。

當時，宋廷考慮的主要人選有二位官員：一是負責執行進取計畫的王韶，另一位則是積極協助王韶的武臣高遵裕（1022-1085）。樞密副使（國防副部長）吳充（1021-1080）詢問神宗與其他大臣：「應該任命誰當主官呢？」王安石則不避諱地提名自己的愛將王韶，理由是「王韶為文官」。聽聞王安石此言，神宗便做出了裁示：「應該用文臣擔任主官。」

乍看之下，我們很容易認為用文臣出任軍隊、邊防的主要負責人已經是當時的共識，否則神宗怎麼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當以文官為長」這種話呢？但是，閱讀歷史不能只是瀏覽字句表面，還須細細品味文字背後是否蘊含了一些沒有被明言的真相。

各位試想，如果「當以文官為長」早已是當時的共識，那又何必開會討論洮河安撫司的主官該由誰出任呢？正因為當時存在著一些不確定因素，才有必要召開聯席會議尋求大家的共識。那麼，所謂的「不確定因素」又是指什麼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當時並沒有明文規定要以文臣擔任戰區的最高統帥。以北宋中期以下的重要邊防體制「經略安撫使」制度為例，雖然《宋史‧職官志》宣稱經略安撫使的任官資格是「以直祕閣以上充」，⁸也就是具備一定職等以上的文官才能出任，但這並不代表武臣就無法擔任經略安撫使。

舉例來說，就在經略安撫使制度成立之後沒多久，宋仁宗曾經任命武臣高繼宣取代文臣楊偕（980-1049）出任河東路的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慶曆三年（1043）七月與十月，仁宗又接連任命武臣郭承祐、李昭亮（992-1063）出任河北前線的戰區主帥。⁹

就連對抗大敵遼國的第一線，宋仁宗都敢任命武臣擔任統帥，換句話說，以文臣擔任前線長官並非當時的硬性規定，而是相當程度地出自皇帝的自由意志。

那麼，宋仁宗為什麼會任命這些武臣擔任戰區統帥呢？簡言之，就是因為仁宗極為信任這些武臣。如果我們用資料庫對高繼宣、郭承祐、李昭亮三人進行「人肉搜索」，不難發現這個三人與宋代皇室已有數代的交情。

首先，高繼宣之父高瓊（935-1006）在宋太宗趙光義（939-997，976-997在位）尚未登基之前就已經是他的人馬（說不定還參與了「燭影斧聲」事件）；太宗即位之後，高瓊與其子繼勳（958-1035）、繼宣則是成為太宗朝以降的重要武臣。

至於郭承祐、李昭亮兩人的祖先，皆是宋初立國以來的知名武將，兩人更具有外戚身分，與仁宗實為親戚關係。¹⁰在「有關係就是沒關係」的思維模式之下，任人唯親可說是人之常情，無怪乎仁宗敢重用這些武臣，甚至讓他們在國防前線統率重兵、握有大權。

宋仁宗

雖然宋仁宗朝經常被認為是文臣勢力高漲的時代，仁宗卻仍然相當重用武臣，顯示比起文武之別，能否得到皇帝的信任才是更為重要的選任指標。

介紹完宋仁宗是如何重用武帥之後，現在我們把鏡頭拉回神宗朝的武將高遵裕身上。高遵裕究竟是何許人也呢？各位聽了可別嚇一跳。事實上，高遵裕正是上兩段提及的高瓊之孫！

自祖父輩開始，高家已經三代擔任宋廷武官，而且高遵裕此時的身分又比父祖輩更上了一層樓：由於宋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冊立高遵裕的堂兄弟遵甫之女為皇后（即〈侏儸紀公園的高壓電網〉一文中提過的宣仁后高氏），高遵裕也得以沾親帶故，成為英宗之子——宋神宗的遠房親戚。

是故，無怪乎宋神宗與宰輔們有必要為了此次的主官人事選任，因此召開聯席會議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神宗說出了「當以文官為長」這個看似偏袒文官的意見，相較於王安石對王韶的全力支持，高遵裕反倒更像是神宗安插在戰場前線的親信，以確保皇帝能夠隨時監控戰事的發展。

也因為高遵裕與神宗有著這層親戚關係，到了元豐四年（1081）神宗決意大舉進攻夏國之時，高遵裕便成為統轄環慶、涇原兩路的戰區統帥。當時，受到高遵裕節制的武將劉昌祚（就是本文開頭引起劉摯不滿的那位仁兄）原本已經率軍攻到夏國的軍事重鎮靈州城下，卻因為顧忌高遵裕批評自己爭功，被迫接受了高遵裕下令暫停進攻的命令，導致此次戰事最後以失敗收場。¹¹

附帶一提，負責主持這次戰事的各路指揮官清一色都是武臣（高遵裕）或是宦官（王中正、李憲），顯示文臣就算能夠出任前線的軍事統帥，他們也未必能擔任大型軍事行動的實質指揮官。

宋神宗

即便諸多文臣藉由「經略安撫使」制度成為戰區統帥，宋神宗朝仍然經常以武臣主持軍事行動。舉凡熙寧九年的交趾反擊戰、元豐初年討伐瀘州少數民族，以及元豐四年的五路伐夏等戰役，皆是由武臣與宦官擔任軍隊的統帥。

跟政治語言認真，你就輸了

因為劉摯「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一句話，筆者簡單帶各位回顧了宋代部分文臣如何試圖爭取軍隊的控制權。閱讀孫何的奏議，我們看到的不是宋代皇帝不以武臣擔任軍隊統帥，而是文臣試圖從武臣、宦官把持軍權的指縫中稍稍奪回一部分的統兵權力。

到了宋仁宗年間，新創設的經略安撫使職務由文臣首開任職紀錄，加上仁宗同意范仲淹、龐籍等文臣不須為了長期統兵而轉換成武官。此後，越來越多文臣依循著這兩件前例，成為前線地區的軍事統帥。

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相信劉摯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真實存在過的祖宗之法。否則，又怎麼會出現宋仁宗、宋神宗任命武臣出任戰區統帥的現象呢？筆者認為，比起追究「不任武人為大帥」究竟是不是宋代的家法，劉摯主張無論武臣是否具有才幹，都不應該使其擔任統帥的想法顯然更有分析的價值與意義。

從經營國家或是企業的角度出發，「用人唯才」才是對國家、對企業最有利的選任標準。劉摯的言論，反映出部分文臣對於武人統兵的非理性恐懼，足以使他們認為武人並不適用於「用人唯才」這條選任標準。

對於這些文臣來說，如果是自己不被朝廷重用，那就是「不才明主棄」，是聖上有眼不識泰山；但是，如果是有才華的武臣不被重用呢？此時，這些文臣便戴上雙重標準的有色眼鏡，稱讚聖上真是英明神武、乾綱獨斷！筆者認為，劉摯為了證明自己的說法合情合理，所提出的「歷史論據」其實是種政治語言，是個為了說服皇帝而自行鍛冶出來的「家法」，未必符合歷史事實。

（圖片來源：Flickr）

除了劉摯之外，孫何的上奏其實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舉例來說，孫何沒有解釋如果朱梁、後唐之後的文臣已經「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那麼為什麼用文臣出任軍隊統帥的效果還能優於武臣？（難道只因為他們比武臣會讀書？）另外，孫何雖然聲稱「歷代將帥，多出儒者」，但我們光用常理推論，就能知道歷代將帥其實還是以武人居多。

「才兼文武」的「儒將」並不是不存在，但是為數並不多。正是因為儒將難得，「才兼文武」才會成為許多文人標榜推崇的理想典範。如果今天每個人都文武全才，政府也不必呼籲學校以五育並重作為教育目標了不是嗎？

結語：史書的虛景與真實

本文透過分析兩則宋代文臣的奏議論述，向大家呈現古代的文人是如何藉由詮釋歷史，試圖煉成一套隱含著自身理念的皇家「祖制」，並希望能以此影響皇帝就範。嚴格來說，這些為了闡釋自身的論點所援引、甚至發明的「歷史論據」，往往只是種政治語言，未必符合歷史事實。

在這些文臣的生花妙筆之下，所謂的「制度」就像是個可塑性極高的鐵塊，任由他們一槌一槌地將它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中國學者李立便注意到宋人寫作奏議時，經常有其固定的論述套路：

其通常寫作方式，大多首先冠以某種抽象的政治原則、理想模式或真實的歷史教訓，接著指出現在的某事違反或背離了上述「真理」，然後提出改正建議，並說明不改正的嚴重後果。¹²

按照李立的分類，劉摯與孫何所宣稱的「祖宗之法」、「典故具存」，大概可以分屬於「政治原則」與「理想模式」兩類。換言之，兩者都不是「真實的歷史教訓」，只是兩人為了增加說服力，所創造出來的架空歷史。若是不加思索地完全信以為真，只會與歷史的真實形同陌路、漸行漸遠。

其實，不只是劉摯、孫何的論述可能出現虛構歷史的問題，客觀地說，只要是人創作出來的作品，都蘊含著作者個人的主觀立場。即使是講求「允執厥中」、「如實書寫」的歷史著作也是如此。孟子（372-289 BC）曾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如果只是盲目地相信書本的記載，完全沒有自己判斷思考的能力，會比完全不讀書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