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臺灣大街小巷,不時可以看到掛著黃色顯眼招牌的彩券投注站。每逢有高額獎金遲遲尚未開出,投注站的門口時常排著等待下注的綿延人龍,不難看出國人對於「意外之財」的熱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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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著黃色顯眼招牌的彩券投注站,即使在夜間也十分具有辨識度。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客觀來說,想透過彩券一夕致富可以說是許多人的共同願望,並不會因為時代、國籍的差異而有所區別。20 世紀末,我國為了有效管理彩券事業,由政府分別甄選公益彩券及運動彩券的發行機構,形成一種近似官方監督、民營發行的合作模式。
 
不過,若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面對彩券事業的態度則是多次在嚴禁與解禁之間徘徊遊走。究竟當時的臺灣為何會出現專責彩券業務的官方機構「彩票局」,這個部門又為什麼只運作了短短半年時間便戛然而止?接下來,就讓筆者為各位朋友娓娓道來吧!
 
 
彩票局的誕生
 
自清領時代開始,賭博鴉片就被視為臺灣民間的兩大惡俗。當時,不少臺民沉迷於購買中國華南與馬尼拉的彩券,迫使清廷官員下令予以嚴禁。進入日治時期以後,由於日本政府在明治初期便立法禁止彩券(日文稱為「富籤」),臺灣總督府遂依法制止彩券買賣,卻無法根絕檯面下的交易行為,致使每年都有大量民間財富持續流向海外。
 
眼見禁絕彩券難度極高,時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遂決定反其道而行,改由官方主導彩券的發行與販售。如此一來,總督府不僅可以將彩券所得全數收歸國有,更有機會逆向吸引中國、菲律賓等地資金,對於百廢待舉的總督府而言實可說是一舉數得的高明策略。
 
因此,後藤新平除了派遣下屬宮尾舜治出國考察澳門及馬尼拉的彩券事業,更在 1901 年向內務省提出〈臺灣富規則〉(註 1)律令案,主張禁止外國彩券輸入臺灣,由總督府成立臺灣富籤局負責彩券發行事宜,並將彩券收益用於臺灣廟社保存、慈善、衛生等事業。然而,這件議案雖然兩度在內閣會議提出討論,卻因為數名閣員表態反對最後無疾而終(註 2)
 
後藤新平曾提議由官方主導臺灣的彩券事業,卻因為閣員表示反對因而未能通過.jpg
後藤新平曾提議由官方主導臺灣的彩券事業,卻因為閣員表示反對因而未能通過。(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有趣的是,日本官方看待彩券的態度在日俄戰爭之後開始發生變化。考量到該項戰事花費甚巨,需款孔急的日本政府先是在中國東北的關東州(註 3)以特許方式授權民間發行彩券,其後又在 1906 年的內閣會議同意由臺灣總督府主持在地彩券事業。
 
為了順利推動彩券業務,臺灣總督府特別設立彩票局作為彩券事業的專責機構,並任命有海外考察經驗的宮尾舜治擔任彩票局長。鑒於抽籤過程在民眾面前舉行更能提升官營彩券的公信力,總督府不但向德國訂購新式彩券抽籤機,更宣布將在淡水館(註 4)後方新建具有寬闊抽籤場地的彩票局廳舍,試圖挑起臺灣民眾的好奇心和購買熱潮。
 
 
全民一起瘋彩券
 
同年 9 月,彩票局正式公布第一期彩券將在翌月中旬發售,為數總計四萬張;每張彩券皆有十聯,售價 5 圓日幣,亦可用 50 錢單買一聯。彩金部分,則是依序設置頭獎 5 萬圓(一名)、貳獎 1 萬圓(兩名)、參獎 5 千圓(三名)等四千多組大小獎項(註 5),而彩金總額更是佔彩券總收入的 75%,藉此讓民眾產生中獎機率不小的期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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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發行的第一期彩券為數四萬張,每張彩券皆有十聯。圖為第五期彩票 19243 號的其中一聯,售價 1 圓日幣。(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至於最關鍵的銷售通路,彩票局在全台各地指定二十餘名彩券批發商,再由各批發商自行挑選配合的零售商。此外,若是民眾想購買特定彩券號碼,可以在彩券開賣之前到彩票局登記姓名和欲購號碼,繳納費用後即可完成預購手續。
 
開放預購當天,彩票局登時便湧入懷著發財夢想的搶訂人潮,其中更不乏一次下訂數十張彩券的買家大戶。短短數天之內,就有八千多張彩券完成登記,導致業者分到的彩券張數遠遠少於預期,致使部分商家不得不規定每人限買兩聯彩券。另一方面,供不應求的現象也造成彩券售價水漲船高,進而出現彩券一張售 8 圓 48 錢、一聯賣 90 錢的離譜高價。
 
面對彩券業者規定每人限買兩聯,有婦人帶著三位孩子充當人頭,順利購入八聯彩券.png
面對彩券業者規定每人限買兩聯,有婦人帶著三位孩子充當人頭,順利購入八聯彩券。(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到了眾所矚目的彩券開獎日,基於彩票局廳舍尚未動工興建,第一期彩券抽籤遂選在專賣局的附屬倉庫公開舉行。歷時近六個小時,抽籤儀式終於在彩票局職員和七百多名群眾的監督見證下順利開出所有獎項。緊接著,便是各家報社爭先報導中獎號碼,以及由彩券買家領銜主演的各式悲喜劇。
 
眼見彩券甫一上市便迅速售罄,彩票局從第二期開始不只增發彩券至六萬張,獎項也增為七千多組,並限制每人只能預購一個號碼,卻仍然無法解決供需失衡的窘況。其後,彩票局於第五期彩券又再次調整銷售策略:彩券發行量雖然減為五萬張,每張漲至 10 圓,並將頭獎提升到 10 萬圓,取消預購張數限制,試圖讓彩券盈餘以此再創新高(註 6)
 
受到頭彩獎金加碼和預購張數解禁等利多刺激,一待第五期彩券開放登記,五萬組號碼在三週以內就被搶訂一空,而民間的轉賣價格更是來到每張 13 圓的驚人數字。很明顯地,人類的逐利天性正在使臺灣彩票事業漸漸脫離彩票局的掌控。就在彩票局即將推出第六期彩券之際,爆發於日本內地的取締事件不但使得該局業務被迫停擺,更讓臺灣開辦僅僅半年的官營彩券事業就此畫下句點。
 
 
倉促的落幕
 
早在內閣准許臺灣發行官營彩券時,日本內地能否購買臺灣彩票便成為相當棘手的法律難題。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在於日本政府並沒有廢除或是修改買賣彩券違法的相關條文,而是宣布該法律沒有以敕令形式公布,因此效力不及於臺灣地區(註 7)。換句話說,臺灣住民購買官營彩券並不存在違法問題,但是內地住民買賣臺灣彩票依法則屬於犯罪行為
 
描繪臺灣住民可以不受限制大吃彩券「甜頭」,而內地住民礙於政府阻攔,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的諷刺漫畫.png
描繪臺灣住民(右側小孩)可以不受限制大吃彩券「甜頭」,而內地住民(左側小孩)礙於政府(中央女性)阻攔,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的諷刺漫畫。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話雖如此,針對內地住民親赴臺灣購買彩券或是委託臺灣住民代購彩券等情形是否違法,司法省又表示只要彩券買賣行為發生在臺灣地區即可算是合法購買,形同為內地住民變相開了一道方便之門。尷尬的是,即便日本政府三令五申在內地買賣臺灣彩票為法律所禁止,許多內地住民仍然透過走私管道違法購買彩券,更有業者公然在內地報紙刊登彩券廣告,完全不把官方法令放在眼裡。
 
1907 年 2 月,大阪府廳以迅雷之勢突襲逮捕了數名彩券業者,意外發現涉案人尚包含公務員、實業家在內等一千餘位社會名流。與此同時,東京檢方亦查獲「三大財閥」之一的三井集團不僅「無人不買彩券」,其高層更成立「臺灣彩票組合」操縱彩券交易,甚至獲得彩票局官員暗中協助。
 
三井財閥理事長益田孝聯合數名高層成立「臺灣彩票組合」,共同操縱日本內地的彩券交易.jpg
三井財閥理事長益田孝聯合數名高層成立「臺灣彩票組合」,共同操縱日本內地的彩券交易。(圖片來源:維基共享)
 
伴隨著取締行動逐漸升級,日本政府赫然發覺若是依法起訴所有涉案人員,將會剝奪上萬名官紳的勳章榮典,既而發展成危及國家威信的重大醜聞。是故,進退維谷的司法省遂提議結束臺灣彩票事業,以此作為不起訴違法名流的交換條件,而承受了莫大壓力的臺灣總督府也只能勉強予以同意,於 3 月下旬公告中止彩券之發行。
 
值得一提的是,總督府看到官營彩券竟能在短短半年之內賺取 40 萬圓淨利,原本希望等到取締風頭一過便重新開辦彩券事業,因而並未裁撤主管彩券業務的彩票局。不料,日本政府非但不願放寬內地彩券禁令,亦沒有恢復臺灣彩票的種種跡象。無奈之下,總督府只好在 1916 年 2 月宣布廢除彩票局和販售彩券的相關法條,而預定作為抽籤場地的彩票局廳舍則是先行改為殖產局博物館的陳列空間。至此,曾讓日本全國陷入博弈狂熱的臺灣彩票事業正式宣告落幕。
 
彩票局廳舍落成後,曾由殖產局博物館和總督府圖書館先後進駐,後來毀於1945年5月的「臺北大空襲」.jpg
彩票局廳舍落成後,曾由殖產局博物館和總督府圖書館先後進駐,後來毀於 1945 年 5 月的「臺北大空襲」。(圖片來源:《臺灣寫真帖》)
 
即便總督府日後在二戰晚期發行和彩券極其相似的「奉公債券」(註 8),卻宣稱該債券與彩券不同,會在到期日支付購買本金與中籤彩金,藉此規避國家法令干預。不過,隨著日本政府在 1945 年 8 月戰敗投降,原定 1950 年代償還的債券本利也隨著日治時期的結束因此不了了之,成為一筆永遠不可能歸還的夢幻財富。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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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即〈臺灣富籤規則〉簡稱。

註 2:這項議案曾在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與第一次桂太郎內閣兩度提出,卻因為外務大臣加藤高明和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表態反對而未能通過。

註 3:關東州位於中國遼東半島南部和南滿鐵路附屬地,為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獲得俄國轉讓的租界地。

註 4:淡水館前身為清代的登瀛書院,位於現在的臺北地方法院寶慶院區一帶。

註 5:作為對照,臺灣總督當時年薪為 6,000 日圓,總督府基層判任官則是月薪 15 日圓,由此可見彩金的優渥程度。

註6:第一期彩券扣除彩金的盈餘為 50,005 圓,第二期至第四期盈餘皆為 75,005 圓,而第五期盈餘預計將有 124,010 圓之多。

註 7:日治初期,日本政府鑒於內地法律未必一體適用於臺灣地區,因而規定若要在臺灣實施日本現行或未來制定之法律,必須由天皇以敕令形式公布施行。

註 8:奉公債券並不支付借款利息,而是以抽籤方式另外提供彩金。

 

參考資料

 
1. 〈臺灣の富籤實行〉,《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5 月 3 日 1 版。
 
2. 〈彩票局新築〉,《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8 月 10 日 2 版。
 
3. 〈富籤叢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0 月 25 日 4 版。
 
4. 〈彩票賣買廣告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8 日 2 版。
 
5. 〈彩票密輸〉,《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3 月 15 日 1 版。
 
6. 酒井邦之輔,《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7. 大塚正,〈臺灣彩票に関する一研究〉,《臺灣地方行政》第 2 卷第 7 號,1936。
 
8.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彩票制度之探討〉,《師大學報》第 33 期,1988。
 
9. 徐國章,〈臺灣日治時期之彩票發行制度〉,《臺灣文獻》第 54 卷第 1 期,2003。
 
10. 鶴見祐輔,《正傳後藤新平》第 3 冊,東京都:藤原書店,2004。
 
11. 張敦智,《近百年來臺灣彩票展演之研究(1900-2005)》,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5。
 
12. 黑谷了太郎,《宮尾舜治伝》,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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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首發於自由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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