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本:《國史大綱》(錢穆著/商務印書館)

 

 

這本是我在大學時期少數從頭到尾認真讀過多次的教科書。

 

第一次接觸這本書,是在本系的大一必修「中國史一」時。那時,此書被指定為兩本教科書的其中之一(註1)。到了大二的「中國史三」,此書仍是規定讀物。直到大四應考碩士班前夕,我又再次從頭讀過此書一遍。初次翻閱此書,除了現在的出版品極少見的小字夾注之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錢先生寫於引言之前的一段文字莫屬: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平心而論,錢先生此書用非常簡潔的文字篇幅,勾勒出一幅中國歷史的大致概要,且行文屢見其深刻的個人關懷,實為此書優點;不過,這是本完成於對日抗戰時期的著作,此書不僅明顯可見作者的價值觀好惡(如對元、清等非漢政權極不友善)、自宋代以下描述過於簡略之外,其不少觀點就今日來看已屬過時,算是此書瑕玷。即便如此,光是提出「對歷史應有溫情與敬意」的想法,我認為就足以將此列為影響我甚鉅的書籍之一。

 

進入本系就讀之後,有些問題一直縈繞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歷史是否能夠求真、客觀」的問題。對我來說,這實是影響我日後該如何看待歷史學的核心問題。如果歷史學能做到客觀、求真,那錢先生所謂的「溫情與敬意」恰恰會對此造成妨礙。而在許多後現代著作的批判抨擊之下,「歷史學能夠追求真實」、「歷史學能做到完全客觀」等說法顯然已經搖搖欲墜;但若歷史學不夠客觀、無法求真,那正如許多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學的批評一樣,歷史學者將無異於小說家,同樣是在進行「創作」而非「還原真相」。

 

在被此問題困擾多年之後,我找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歷史學確實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與求真。也因此,習史的我們無論撰寫任何東西,都不是在講述一個『真相』,而是在講述『我們自己的說法』。因此,這個說法可以擁有作者自己的想法意見,唯其應該有所憑據、建立於歷史資料之上。」

 

在理清了這條思路之後,無論是「對歷史應有溫情與敬意」,還是「思考事情應懷抱著同情的理解」,都成為可以接受,且不與我所相信的歷史學核心價值相悖的說法。而當你懷抱著這兩種想法的時候,看待事物經常能去設想「為何某人選擇這樣做」而非「某人怎麼會蠢到這樣做」,如此,反而能相對理性,不受特定的思想或言論所煽惑。

 

能進行複雜的思考,正是人類得以宣稱自己優於其他生物的行為模式。既然如此,比起一味接收自己想聽的資訊,有時也應該離開「舒適圈」、去接觸對面的意見,然後細思對方為何會如此思考、說法是否有道理,從而做出修正或維持等判斷,這才是一個理智的人所應該有的行為。

 

除了對抗,有時對話也是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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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另一本是許倬雲的《萬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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